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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诸葛亮识人用人的七种方法太管用了

发布时间:2021-02-24 11:48:00 阅读: 来源:页岩气缓蚀剂厂家

揭秘诸葛亮识人用人的七种方法!太管用了

诸葛亮主要从语言和行为两方面了解人,他认为通过问答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志向、操守以及如何应对变化,还可以了解人的见识、智谋和勇怯之情。通过用酒、财、约会来考察人,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情和这个人是否廉洁、是否守信用。

三国时,诸葛亮以精于治国闻名于世,行兵布阵被司马懿称为“天下奇才”。在用人方面,诸葛亮也有过人之处。刘备初入蜀时,任命蒋琬为广都长,有一次刘备出外视察,突然来到广都,他见蒋琬“众事不治,时又沉醉,大怒,将加罪戮”。这时,诸葛亮出面为蒋琬求情,他说蒋琬是“社稷之器,非百里之才”,劝刘备重用蒋琬,使刘备对蒋琬刮目相看。

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时,刘备兵力不足,“急书发益州兵”,诸葛亮正在犹疑之际,其僚属杨洪进言“无汉中则无蜀”,劝诸葛亮马上发兵。诸葛亮见杨洪见识不凡,于是“表洪领蜀郡太守”,杨洪推荐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略,诸葛亮便请刘备任命何祗为广汉太守,“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”。

公元234年8月,诸葛亮在弥留之际,仍不忘推荐蒋琬和费祎“可任大事”,后来蒋琬和费祎先后担任掌管国家军政的大司马一职,使蜀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稳定。

诸葛亮是如何知人的?在《诸葛亮心书》中,诸葛亮说:

夫人之性,莫难察焉,善恶既殊,情貌不一。有温良而为诈者;有外恭而内欺者;有外勇而内怯者;有尽力而不忠者。然知人之道有七焉:一曰:问之以是非,而观其志。二曰:穷之以词辩,而观其变。三曰:咨之以计谋,而观其识。四曰,告之以祸难,而观其勇。五曰:醉之以酒,而观其性。六曰:临之以利,而观其廉。七曰:期之以事,而观其信。

显然,诸葛亮主要从语言和行为两方面了解人,他认为通过问答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志向、操守以及如何应对变化,还可以了解人的见识、智谋和勇怯之情。通过用酒、财、约会来考察人,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情和这个人是否廉洁、是否守信用。诸葛亮的知人术和《庄子·列御寇》提出的“九征”鉴人法(见7月15日《广州日报》B9版)有类似之处,是一种很实用的知人方法。

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出名的军事家政治家,著名的“草船借箭”、“声东击西”等都是他的良策。也正是因为他的足智多谋,为刘备打下了一片江山。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决定,然而曹操也曾三请诸葛亮,为何诸葛亮选择了刘备而不是选择曹操呢?

民间曾有歇后语“曹操请孔明——没诚心”来评价曹操三请诸葛亮这件事,从侧面也看出了曹操并未满含真心实意来请诸葛亮出山。曹操第一次派了曹洪,第二次派了程煜,第三次自己亲自出马都未能请到诸葛亮。曹操本是孤高自傲之人,这样一来,一方面已经彻底破坏了对诸葛亮的印象,另一方面,曹操的个性实在多疑,认为诸葛亮大概与他不是同道中人亦不能共事。而诸葛亮大概更能看出曹操虽然有选贤任能的才能,但是确实也让不少能人志士丧生,虽然他实力最为强大,但是两人的政治理念不同,实在也是不能相互合作。

相反,刘备为何“三顾茅庐”就能请得到诸葛亮呢?首先,要说刘备的本性了。刘备本是儒雅之人,礼贤下士,为人谦逊,拥有一颗怀柔之心,也正是这样身边的兄弟一个一个对他都是忠心耿耿。光是刘备“三顾茅庐”,就不难看出他的求贤若渴。再者,刘备的背景。诸葛亮作为一个读书人,对于皇室正统的概念还是十分根深蒂固的。刘备是名正言顺的皇家后代,辅佐他本来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。最后,刘备实力虽然较弱,但是他还是拥有着权力,身边还有一众的将士。跟随刘备,必定能得到重用。

诸葛亮一生睿智,做的选择也是让人不禁感叹他的聪慧。刘备一生最信赖诸葛亮,直到临终仍然将自己“扶不起的阿斗”托付给了诸葛亮,也不难看出诸葛亮的选择正确了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中,有一次十分精彩的相互辩难,这是夷陵之战后,吴蜀重新修好时,孙权送走蜀国使臣李恢后,又派张温去成都回访。诸葛亮鄙视张温以口舌之辩而恃才傲物,特别召来益州饱学之士秦宓。交谈中,秦宓以所学知识为政治服务,有问必答,最终的落脚点是,西蜀政权是正统。

张温数度辩难都处于下风,竟然拿出了杀手锏:“日生于东乎?”想以此自然现象来证明,东吴才是中国的正统政权。秦宓针锋相对地回答说:“虽生于东而没于西。”此话的政治意义十分明白:虽然东吴有皇帝,但必然要为西蜀消灭。这故事是真实的,《三国志》中亦有记载,诸葛亮特地召来秦宓,就是要在打嘴仗中胜过对方。

可惜的是,自然现象同政治斗争并没有表里联系,徒作口舌之争尔!却不能改变西蜀日渐没落直至灭亡的命运。诸葛亮主政期间,虽然明察到西蜀危急存亡的紧迫形势,然而却举止失措,不但未能挽救局势于即倒,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。星殒五丈原时候,他是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溘然而去的。

诸葛亮一生自视甚高,青年时就自况以管仲、乐毅,是出将入相的全才;刘备死后,治理蜀国的政绩也日见彰著,南征孟获的胜利,似乎又检验了他的军事才干,鼓舞了他率领部队进攻曹魏的信心。在做了两年半的准备之后,遂置西蜀同僚的反对于不顾,于建兴六年(公元 228年)春,率领十万军队开始了第一次北伐.

北伐前夕,汉中军事大本营东边的西城(今陕西安康市)、上庸(今湖北竹山县)、房陵(今湖北房县)三郡已合并成新都郡,魏国郡守由西蜀的降将孟达担任。诸葛亮多次写信去加以引诱。孟达因赖以立身的靠山魏文帝曹丕及尚书令桓阶、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相继亡故而惶惑不安,诚恐有不妄之灾,在诸葛亮的策反下,遂决定叛魏归蜀。

这样一来,不仅汉中大本营东边多了层屏障,而且随时可从东边北攻魏国的南阳,以策应诸葛亮北伐。可惜诸葛亮心胸狭窄,讨厌孟达反复无常,又担心将来成为西蜀的祸患,竟在策反成功后,又派遣郭模伪降魏国的魏兴太守申仪,利用申仪与孟达的不和,有意泄露孟达投降西蜀的消息。司马懿获得密报后,率军急行到西城,歼灭了这场未遂的叛乱。诸葛亮自断右臂的结果,使第一次北伐失去了牵制魏国的策应。

诸葛亮在孟达这支力量的处理上,直弄得读史之人瞠目结舌,一个政治家临大事时,竟然受情绪支配而不顾大局的需要,用“出卖”手段自剪羽翼,却不能兼容并包,甚至连借力打力都予以排斥。冷静地想想,即令孟达极不可靠,待投降西蜀后,也有许多方式冷处理,何以临阵出此下策!既然“出卖”了,那就坐山观虎斗好了,何以在司马懿攻打孟达时又发兵救援?

在一件事情的处理上,从策反到出卖再到救援,短短时间内态度居然反复了三次,真的不可思议了。曹操也曾遇到比孟达更为“可恶”的人物,这就是张绣。在官渡之战进行之中,降而复叛的张绣再次请求投降,曹操不顾南阳大败的惨痛,大度地捐弃前嫌,以极为热烈的态度迎接张绣的到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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